自从小说《长恨歌》问世后，王安忆就被推为“海派”作家的代表，被称为“张爱玲后又一人”。也是从这时候起，她开始思索“海派”传统的源头。虽然她并不否认受到张爱玲的影响，但她却一再指出，张爱玲仅仅代表了上海世俗与虚无的一面，鲁迅和巴金等知识分子，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灵魂。

    身为上海作家，王安忆很自然地更亲近鲁迅晚年的写作，因为这些文字是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诞生的。这些文字里，有鲁迅对这座城市的爱憎。2007年，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的研讨会上，王安忆直言不讳地指出：“我时常在想鲁迅先生在上海的生活是如何的? 我不以为先生是爱上海的。”作为小说家，她从小说《幸福的家庭》中，窥见鲁迅对上海的基本看法：一是洋场；二是消费化。从鲁迅对吴友如点石斋丛画的评价中，发现“鲁迅先生是以上海为堕落的”。不过，在《上海的儿童》和《弄堂生意古今谈》两篇里，她却读出另一种微妙的态度：“鲁迅先生在批评上海弄堂生活里，似乎也还藏着一点点喜欢。”“先生对弄堂的生活虽然没有太高的评价，但却并无一点鄙薄之意，而是抱一种郑重的态度。”

    但王安忆之所以为王安忆，就在于她并不津津乐道于这“一点点欢喜”，她更被一种严峻的调子所打动。鲁迅的《上海所感》有这样一段愤慨的文字:“有钱的人，给绑匪架了去，作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对于左翼文学的这段历史，今天许多人选择了疏离，然而王安忆却说：“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感到了欣慰，洋场中终于有了作家，而且是被绑的作家。作家被绑，自然不会为钱财，作家大多是贫寒的，那么就是索要他们的思想了。终于有了为这洋场不能容忍、视作危险的思想，我们应该视这为骄傲，更要感激先生，在这喧嚣的物质生活里，提醒人们聆听思想的铁流。”

    王安忆更早以前还写下了《远离庸俗》这篇短文，置身于一个愈来愈浮躁的时代，她想起了鲁迅当年的“孤愤”——“先生，一个思想者，在这温饱的市民群里，却将他思想的力度磨砺得更为尖锐、强大，在务实与短见的风气里，不免会走向孤愤。可正是这孤愤，在这庸常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片高远广阔的精神天空。”“倘若没有先生，忙碌的衣食生计中没有先生的这一份思想的劳作，这城市会是如何的面貌？那挤挨着水泥块垒，因而阴影憧憧，然后又被风月蒙上一层微明的不夜天，先生的‘笨重’的思想，投下巨大的黑暗，将悉数琐碎笼罩住……”

    “将悉数琐碎笼罩住”，不迷失在世俗的无聊中——身在闹市的作家，必须有这样的警醒。所以，王安忆一再强调：“我们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记住他的提醒。”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次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初中毕业后赴安徽淮北农村插队。代表作有《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等。长篇小说《长恨歌》获选上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