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书名艺术

鲁迅为自己著作起的书名都很有特点，这跟他的生活以及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36年白苓便在《东方快报》上，谈到了鲁迅的书名艺术，“他的书名一经我们注意，就可发现出来全是对偶的，他的《南腔北调集》取名的用意，据他自己说是准备和还未完成的《五讲三嘘集》配对，在原集的序文里他说‘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还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弄些什么偶成、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然后，白苓写道：“把他的著作的书排列起来我们将会很自然的发现一群很工稳的对偶，如《呐喊》与《彷徨》，《野草》与《热风》，《两地书》与《二心集》，《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只有《华盖集》很例外的没有下联，至于最近刚出版的《集外集》，那只是别人对他作品的选集，当然用不着要下联。这一群对偶，能说是他的无意识的巧合吗？”

白苓在发现了鲁迅书名艺术中的对偶用法，这种对偶显然不是巧合，而是鲁迅有意而为之。但鲁迅的所取的书名除了对偶之外，还有着更深的寓意。

《呐喊》

这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写于1818——1922年，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正在开展。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是一个“万难打破的铁屋子”，而困在其中的人民正处于生死之间，只有通过觉醒者的呐喊，唤起民众，才有希望共同来打破这铁屋子，以拯救民族。因此，鲁迅决定以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呐喊”来为唤起民众尽一份力，并且慰藉那些在征战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彷徨》

收入写于1924——1925年的小说10篇。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原来和他一起参加新文化的人，“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当时鲁迅感到自己像散兵游泳那样的孤立和彷徨。他后来在《题〈仿徨〉》一诗里描述当时的心境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在《彷徨》开篇引用《离骚》之句，表达了“彷徨”一词的上下求索之意：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坟》

这本文集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1907——1925年），收入杂文和论文共25篇。其问世是由于“有人憎恶着”，同时也为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鲁迅对于这部书的取名，解释为：“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

《朝花夕拾》

写于1926的十篇回忆散文，因为是写早年的人和事，所以初拟名为《旧事重提》，后来在出版时才改为《朝花夕拾》。字面意思是：早上开过的花，到晚上才收拾起来，其寓意是：早先的精神文化之花，现在来收集珍藏。鲁迅说：早上“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看得多，但是我不能够。”所以只能“夕拾”。鲁迅后来编辑一本画册，取名《艺苑朝华》，鲁迅组织的青年文学社团叫“朝华社”，编辑的刊物叫《朝花》，都有这层含意。

《热风》

写于1818——1924年，是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鲁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一切社会弊病和不合理现象，奋力予以揭露和抨击，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时弊并没有马上消失，反而鲁迅热切的期望被视为冷嘲。鲁迅在该书题记中记述了书名的来由：“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觉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洌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是鲁迅写于1925——1926年的杂文集。华盖，原指贵人所用的伞盖。鲁迅说，作为和尚，倘顶有华盖，便是成佛作祖之兆，但是俗人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华盖运，大抵便是背运，处处不如意，事事有障碍。在苦涩的人间行走的人，是难逃这类晦气的。鲁迅在《自嘲》一诗中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取名《华盖集》，本身就很有些自嘲的意味。

《华盖集续编》承续了《华盖集》的风格，书后附有“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写道：

在厦门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

《野草》

写于1924——1926的散文诗集，共收录了散文诗23篇，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出版。鲁迅对当时政府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和人民意愿的行径极为愤慨，他坚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终有一天要从火山口喷发出来，烧尽地面上一切丑恶之物，而野草也甘愿被焚烧，去迎接地下的火的到来。这部散文诗集取名《野草》，反映了作者悲愤与绝望杂糅、空幻与热力相间的内心。

《而已集》

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前后写的杂文集。鲁迅在《而已集》的《题辞》中交代了书名的缘起：“这半年我又看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闲集》

1927——1929年写的杂文集。在这期间，鲁迅与一些革命文学提倡者有过不同意见的论争。“创造社”的成仿吾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的作品，有以趣味为中心的倾向，“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他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他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

写于1930——1931年，“二心”，是个寓意明显的书名。在该书的序言中，鲁迅说：“……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绝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鲁迅便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书名。

《南腔北调集》

写于1932年至1933年，共收杂文51篇。

曾有一位上海的文学家，就鲁迅的口音，发表一番议论。鲁迅回忆说：“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以此为书名，是对无聊文人的讽刺。

《伪自由书》

写于1933年1月至5月。共收录了43篇杂。这本书的文章，均是写给《申报·自由谈》栏目的。鲁迅在本书的《前记》中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绝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实际上，这书名对于当时黑暗统治者螦标榜“自由”虚伪本质是有力的揭露。

《准风月谈》

1934年12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申报》上的“自由谈”这一栏目限制越来越严。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的编者刊登了“吁请海内文豪，从此多谈风月”的启事，也就是要大家多谈无聊闲事，少谈国家大事。因此，鲁迅化名也谈“风月”。鲁迅曾颇含讽刺意味地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通过这一书名，又揭露了当局“多谈风月”论的破产。

《花边文学》

写于1934年1月至11月间，共收杂文61篇。书名有两个意思。一是由于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因被视为重要之作，常在文章周围绕上一圈花边，以示重要。有人就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花边文学”》，讥讽鲁迅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二是因为当时银圆的别名也叫“花边”，这是污蔑鲁迅写杂文是为了稿费。因此鲁迅就借用“花边”作为书名，以示反击。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且介亭杂文》作于1934年，收录杂文37篇。鲁迅写作《且介亭杂文》时正住在北四川路，属帝国主义越界筑路地区，被称为“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半而成。

《且介亭杂文二集》收1935年所作杂文48篇，鲁迅在该书《序言》中说：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收杂文35篇，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许广平在书的后记中说：“《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一九三四和三五年的两本，由先生自己于三五年最末的两天编好了，只差未有重看一遍和标明格式。这或者因为那时总不大健康，所以没有能够做到。

一九三六年作的《末编》，先生自己把存稿放在一起的，是自第一篇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似乎同属姊妹篇，虽然当时因是未定稿而另外搁开，此刻也把它放在一起了。”

《故事新编》

写于1922——1935年的八篇历史小说，“是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是把“故事”新编成演义，演义就是历史小说，它写的是古人古事，暗喻的却是今人今事，在“新编”古人古事的基础上，又表现了新的意思，可以说是新历史小说。

《两地书》

《两地书》是鲁迅与许广平间的通信集。这些信件，大多写于1925年至1929年间，计135封，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鲁迅在本书的序言中说：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咬紧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

《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系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起初不过粗略的提要，并未成章。后因要发给学生参照，遂整理成书。此书自1923年12月北京新潮社出版上卷至1935年，再版过九次。1930年底，在为此书做完修订后，鲁迅于题记中谈到成书的经过：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

应加《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