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

绍兴地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南岸，稽山镜水之间，属于美丽、富饶的浙北平原。绍兴古称会稽、山阴，古代书圣王羲之有诗云：“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相传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舜曾居住在这里，舜让位禹。禹治水后，把绍兴划为“扬州之城”，后改绍兴的苗山为会稽山，地名会嵇。禹东巡死后安葬在这里，大禹陵成为当地负有盛名的古迹。绍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报仇雪耻之乡”——古代越国的中心所在，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曾在会稽山卧薪尝胆，完成复国大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千古流传。秦始皇东游会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绍兴兰亭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宋代大诗人陆游在绍兴题写的哀婉动人的绝唱《钗头凤》，遗迹犹存。绍兴浓郁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孕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周恩来、蔡元培、秋瑾等人士也构成了绍兴特有的文化传统精神。绍兴以其悠久的人文环境养育了鲁迅。

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东侧的新台门周宅。新台门周家是一座聚族而居的大宅院。早在嘉庆、道光年间，周家就购地置屋，设肆营商，显赫一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父亲周伯宜，秀才。母亲鲁瑞，户部主事的女儿，天资聪颖，靠自学达到可以看书的程度。鲁瑞共育子女五人，长成三人，鲁迅是长子，其余二人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鲁瑞性格坚强，开朗达观，对鲁迅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祖父周福清，清翰林院庶吉士，给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正式取名周树人。1918年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时，开始用“鲁迅”这一笔名。“鲁”取母亲鲁瑞的姓。“鲁迅”意为“愚鲁而迅速”，蕴含着“愚鲁之人应当赶快做”的严格自勉。

鲁迅是绍兴周氏新台门的长房长孙，颇受长辈宠爱。按照乡俗，鲁迅不满周岁时，父亲抱他到城内的长庆寺拜师，和尚“龙师傅”给鲁迅取名“长庚”。这位“龙师傅”，鲁迅后来在回忆中称他为“我的第一个师傅”。

幼年鲁迅喜欢听继祖母讲故事。在仲夏的夜晚，在桂花明堂的金桂树下纳凉的时侯，依在继祖母身旁，听她讲一个个有趣的民间故事。“猫和老虎”的故事、“水漫金山”的故事给年幼的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听完一个故事后，小鲁迅总要缠着继祖母问许多个“为什么？”。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我幼年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焦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狗﹒猫﹒鼠》）。当听到白蛇娘娘被压在雷峰塔下时，心中深为白蛇娘娘报不平。那时他就希望雷峰塔快快倒掉，救出被镇压在塔下的白蛇娘娘来。后来在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多的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优美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是鲁迅得到的最初的文学滋养。

鲁迅还喜欢保姆长妈妈带给他的《山海经》，一本他渴望已久的画有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生着翅膀的怪物的绘图书，《山海经》成为幼年鲁迅最心爱的宝书。对于长妈妈能做成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鲁迅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在长妈妈逝世二十七年以后，他写下了一篇散文《阿长与山海经》，深情回忆道：“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仁厚黑夜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阿长与山海经》）。

1887年鲁迅六岁启蒙，除读书外，鲁迅有一个好去处，童年的乐园——“百草园”。鲁迅后来在优美的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这样描写：“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唱歌，蟋蟀在这里弹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892年鲁迅入城内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读书。塾师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偏爱魏晋文章，见解独特。三味书屋中“三味”二字，取义“读经书，味如稻梁（美味的米饭）；读史书，味如肴馔（美味的菜肴）；读诸子百家书，味如醯醢（美味的佐料）”。鲁迅读书认真、刻苦，准时上学。有一次，因家事迟到，受到塾师寿镜吾的严厉批评。为告诫自己以后再不迟到，他悄悄地在书桌的右上角，用小刀刻了一个一寸见方的“早”字。从此再也没有迟到过。他要求自己读书不能死记硬背，在书签上写道：“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这种偏重思考理解的学习方法，使他牢固地掌握了所学的书本知识。

自12岁到17岁，鲁迅在“三味书屋”受到了比较正规的旧式传统文化的教育，堪称中国封建文化源头之精华的“十三经”，鲁迅几乎全部学过。在“三味书屋” 鲁迅打下了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由于寿镜吾老先生喜欢汉魏六朝的文章，而且时时诵读，虽文义深奥，也不做授课内容，但鲁迅耳濡目染，心领神会，也因此爱读嵇康、阮籍的诗文，尤其喜欢嵇康敢发表议论、离经叛道的精神。

1893年，鲁迅十三岁时，家庭遭到重大变故，祖父涉及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从此鲁迅的家由“小康的人家”坠入了“困顿之中”。怕受株连，鲁迅辍学随母亲到安桥头外婆家避难。因家境的没落，鲁迅和母亲常遭到亲戚的白眼，鲁迅因此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定回家，……”（《鲁迅自传》）。由于科场舞弊案的株连，父亲因此被革去秀才的功名，这对仕途彻底绝望的父亲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不久父亲开始吐血，病情不断加重。于是，身为长子尚未成年的鲁迅过早地承担起了许多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在与庸医的周旋中，鲁迅饱受了生活的艰辛。“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手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

黄金般的童年随着逝去的流光，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父亲的病故。鲁迅饱尝了人间冷暖，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鲁迅赴南京求学。考取江南水师学堂。不久改入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那时看新书的风气在知识界很流行，鲁迅正是在这时开始接触到新的进步思想，并阅读了大量的近代西方的书籍，《天演论》等书宣传的新思潮对鲁迅形成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一阵，鲁迅喜爱骑马。南京明故宫一带经常会看到他和几个年轻人策马狂奔的身影。鲁迅为此还特意刻过一枚 “戎马书生”四字的印章。另外，他还刻了两方图章，一方叫“文章误我”，一方叫“戛剑生”，就是“戛”地一声拔出剑来的意思。从这几方图章中，除了书生意气外，也透出了几分鲁迅当年投笔从戎的豪情。

1902年，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同年被派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在那里，鲁迅结识了秋瑾、徐锡麟、章太炎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并加入了爱国团体光复会。不久，鲁迅毅然剪去了象征着民族压迫的长辫，拍“断发照”留念。并吟成七言绝句《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感情真挚，文辞激越华美的诗，抒发了鲁迅对于灾难深重的祖国深深的眷恋和忧虑的情怀，同时也立下了愿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誓言。

科学的进步促进了对维新的信念，鲁迅得知，日本的振兴是从学习西方的医学开始的，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1904年鲁迅入仙台医专学医。仙台地处日本的东北部，气候寒冷。但是担任解剖学课程的藤野严久郎先生对鲁迅学业的关怀，却使鲁迅倍感温暖。他为鲁迅的课堂笔记作详细的修改，使鲁迅深为感动。二十年后，鲁迅写下了优美的散文名篇《藤野先生》，深情回忆了藤野先生的师恩。他说：“在我所认为的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随着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深入，有感于同胞的愚弱，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当时他曾看到这样一部幻灯片。由于细菌学这门课的教学是借用幻灯来显示细菌形态的，教学间隙，有时就穿插放些时事或风景的幻灯片。这时，正值日俄交战，两个军事强国正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角逐。这天银幕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被绑在中间，据说是因为替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军斩首，但是，站在他边上的许多中国同胞神情麻木地围观着。这使鲁迅痛切地感到，医治人们的精神比医治肉体更加重要。他后来回忆道：“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辞别了尊敬的藤野先生，从此毕生投入中华民族精神启蒙的文化活动。

1906年春天，鲁迅回国完成了一次无爱的婚姻。因为收到了母亲急病的来信，鲁迅心急如焚，等到赶回家中，才知道是一个善意的骗局，等待他的是一场婚礼和比他大三岁的新娘朱安。在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结婚是用不着鲁迅本人同意的。鲁迅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自己颠沛流离，母亲身边有个人照料也好”的心态，服从了家族的安排。当晚，鲁迅一夜未睡，第二天就搬出了洞房。第四天，他带着已经考取官费留日的二弟作人，匆匆返回日本。从此以后，鲁迅事实上过着独身的生活。

自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在东京留学生办的《河南》月刊上，鲁迅接连发表了代表他早年思想和文化结晶的五篇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这些文章既介绍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和人文思想，又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当时国内抱残学阕？的封建顽固派的陈腐观念。更重要的是“首在立人”这一鲁迅为之毕生奋斗的思想，在这时就已明确提了出来。他强调要把中国由“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而立国首在“立人”，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

1909年鲁迅结束留日生涯返回祖国，一面从教，一面投身辛亥革命。其间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教员。鲁迅教学，思想新颖，所译讲义文章优美，很受学生欢迎。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部先后任部员、科长、佥事等职。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在北洋政府时期，鲁迅看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果被篡夺，袁世凯和后来像走马灯一样变换的政府首脑将国家日益引向黑暗，甚至复辟，他感到深深的迷惘。于是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对历史的思索上。

在这时期，他一面积极投入社会教育活动，筹建了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大量阅读了古代历史、宗教、哲学、社会、文化等经典，深入研究了古代石刻、墓志，抄录的古碑，收集的碑铭、辑录校勘的古籍，后来被集成煌煌巨制的两部大书——《鲁迅辑古籍手稿》、《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从中，鲁迅深刻地领悟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残酷本质——吃人。由此更坚定了他作为精神界战士，一生为唤起民众而奋斗的思想，并致力于改造落后的国民性。

1918年5月，鲁迅《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小说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与旧礼教“吃人”的事实，通过遭受精神摧残和迫害而发狂的狂人形象，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在世上”这个具有否定旧传统观念的命题，反映了鲁迅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坚定决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疾呼。继《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下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塑造了孔乙己、华老栓等人物形象。

1921年鲁迅写下了不朽之作《阿Q正传》。在这篇作品里，鲁迅深刻地刻划了中国农村中贫苦雇农阿Q的形象，通过阿Q这一艺术形象，又反思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以及产生这个阿Q及其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通过对阿Q的描写和刻划，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对阿Q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很快被翻译成英、俄、日、法等文字，至今《阿Q正传》已被译成50多个国家的7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1926年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在看了《阿Q正传》的法译本后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杰作。……阿Q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1918－1926年间鲁迅陆续创作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以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等。鲁迅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强烈地震撼了青年们的心，在五四思想革命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也体现了新文学的“实绩”，使五四新文学运动从理论倡导走向切实的创作实践，从而奠定了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

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等8所大中学校兼课。通过在大学的教课，鲁迅和青年人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和亲密的友谊。不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在北京，出现了几个由年青人发起和组织的文艺团体，例如“新潮社”、“沉钟社”、“浅草社”、“晨光社”等，这些团体从它们最初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得到了鲁迅的积极支持和具体的指导，鲁迅还把自己的作品集交给他们出版以示支持。1924年，鲁迅和林语堂、周作人等创办《语丝》周刊，接着又创办并主持《莽原》、《未名》等新刊物。在鲁迅主导下，编辑和出版了专收文学创作的“乌合丛书”和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丛书”。鲁迅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就编入“乌合丛书”。

在鲁迅的带领下，更多的俄罗斯的古典文学作品，苏联的革命文学理论，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开始更广泛地在中国读者中间流行起来。于是，以这些刊物为中心，一批年青的文艺工作者队伍，也渐渐形成并发展了起来。对于“现代评论派”等右翼文人，鲁迅在思想战线上也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结识了一位女性——北京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她，后来成为了鲁迅的终生伴侣。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请愿队伍悍然开枪，导致大批学生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闻讯后，作《无花的蔷薇之二》，怒斥段祺瑞政府。对于青年们横遭残杀，鲁迅感到万分的沉痛。他把这一个血腥的日子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后来，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指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因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而遭段祺瑞政府被免职并被通缉。由于空气里充满了杀机，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后转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4·12”上海发生大屠杀，广州从“4·15”起，许多革命群众、青年和共产党人也被国民党逮捕和屠杀。中山大学的学生领袖毕磊等不少学生被捕杀。当天，鲁迅出席中山大学的紧急会议，力主营救学生，但毫无结果。聚集了种种忿懑的鲁迅，愤然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这一时期，鲁迅的作品大部分收集在杂文集《而已集》里，在《而已集》的“题辞”上，鲁迅这样写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1927年9月底，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一起奔向上海。10月3日抵沪，入住闸北的景云里23号，从此度过了他最后辉煌的十年。一到上海，就和茅盾、郁达夫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和青年进步团体，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定居上海后，鲁迅不再执教，专门从事写作和翻译。他主编了从北京转来的《语丝》，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帮助柔石等文学青年创办以介绍苏联、东欧、北欧、以及西方国家进步的文学作品和木刻版画等艺术作品的团体“朝花社”，编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并开始关注新兴版画。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潜心阅读、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为迎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高潮到来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并和冯雪峰合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1930年2月，鲁迅参与发起成立了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又参与发起成立并指导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并就建设革命文学问题发表了独到而深刻的意见。之后，鲁迅很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

1931年2月，深受鲁迅激赏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当局秘密杀害，鲁迅在闻讯后，写下七言悼诗一首，以寄托哀思。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鲁迅和中共地下党友人一起出版了一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这一时期，鲁迅出版了杂文集《三闲集》和《二心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艰苦斗争的历史和最初的里程碑。在这两本书里，包含着许多丰富的思想内容，也包括了鲁迅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达尔文进化论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的伟大变革过程。

同年，鲁迅开始大力提倡木刻版画。他为杭州“一八艺社”展览写了《小引》，并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一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兴木刻讲习班，在酷暑中亲自为学员作翻译整整一个星期。他悉心指导木刻青年开展新兴版画创作，使木刻版画在革命文艺运动中发挥了“轻骑兵”的战斗作用，有效地打击了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新兴版画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艺术的提升。由此，鲁迅被人们推为“中国新兴木刻之父”。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制造了血腥的“一二八“事变。鲁迅虽身陷战火，却不顾个人安危，与茅盾、胡愈之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了《上海文艺界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书》、《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中国政府对日妥协，号召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鲁迅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5月，他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等前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了《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在和敌人的斗争中，他和共产党人的友谊也越来越深厚。鲁迅两次秘密会见来沪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三次接待前来避难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成为与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并肩战斗的精神界战士。

从1933年起，国民党政府加剧了对于左翼文化的压迫，与“军事围剿”相配合，掀起了“文化围剿”狂潮。鲁迅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查禁。但鲁迅与革命文化界的战友们一起，采用“钻网术”、“壕堑战”，变换100多个笔名和化名，撰写了数百篇杂文，不断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巧妙地突破了重围，粉碎了“文化围剿”的阴谋。晚年，鲁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对这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鲁迅逝世后，毛泽东、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发表讣告。连续三天，上海民众纷纷自发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10月22日，上海民众为鲁迅举行“民众葬”，数万人的送殡队伍步行十余里，落葬于虹桥路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上海民众敬献绣有“民族魂”三字的旗帜，由宋庆龄等人覆盖在鲁迅灵柩上。1956年鲁迅墓迁葬于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

鲁迅一生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除前面提到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外，还有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等包括书信、译稿、辑录、校勘古籍在内的一千多万字。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民族魂”三字，是中国人民对自己杰出代表鲁迅最中肯、最贴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