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译介外国文学的开拓者。是近现代中国最早提倡严格直译的人，是“五四”之前中国最早翻译科学小说的译者之一，也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翻译家之一。

鲁迅的翻译生涯始于1903年，到1936年去世，除1909年归国后约十年埋头抄古碑外，几乎没有停止过，翻译贯穿了鲁迅从文的一生。鲁迅所翻译和撰写的介绍外国文学的文字，比他的创作文字还多。鲁迅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他希望用翻译推动国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鲁迅精通日文，使用德文熟练，借助词典能够翻译英语，能够熟练读出俄语读音并书写。他的翻译方式大部分是通过日语“转译”，少部分通过德语和英语。他一生大约翻译了300万字的译作。据统计，他翻译了俄国、英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芬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日本等十四个国家近百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其中文艺论集5本，文艺政策1本，美术史专集1本，文艺随笔1本，杂文集1本，童话5本，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64篇，科学小说2篇，中篇小说2篇，剧本2本，童话剧1本，诗歌10篇，杂文20篇。至于他在创作、书信、日记中涉及的外国作家作品就更多，大约有25个国家和民族的380位作家。在鲁迅翻译的作品中，俄苏文学和文艺理论，占全部译作59.5%的最大比例。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占全部译作28.3%，在翻译总量中位居第二。鲁迅谓之“弱小民族”或“被压迫被侮辱”民族的文学，大约为20万字，占译作总量的8.5%。

鲁迅一生的翻译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为留学日本到“五四运动”前夕；中期阶段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争前夕；后期阶段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晚年。

鲁迅最早的译作是1903年发表在《浙江潮》第5期上的《斯巴达之魂》和法国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鲁迅以一种翻译与创作混合的方式（即改译）开始他的译作生涯。这种翻译手法受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为代表的翻译模式影响。鲁迅自称：“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

鲁迅1903年以上述方法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两不长篇小说。鲁迅从事著译的真正起点是1906年。特别是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可称得上是翻译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抛弃了“林译小说”翻译方法，第一次采用“直译”方法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安德列耶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灯台守》等作品。

《域外小说集》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人民挣扎和反抗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开始了“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之路。即东欧、中欧、南欧、北欧民族作品。在鲁迅眼里，俄国这个衰弱的庞大帝国也是“弱的大国”。由此形成了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独有的“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给“五·四”以后的翻译界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文学界“意译”盛行之时，鲁迅大胆竖起了“直译”的旗帜。包括人名、地名、专名用音译之法，部分文化历史内涵丰富的名词翻译。小说篇章结构、小说形式样式、人物对话、翻译单位、小说虚实情节的照译等。力图保持原汁原味、保持异域情调。“留其音响”呼唤一种新的翻译规范，在翻译方法上开创了新的范式。

1920年鲁迅翻译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这是鲁迅用白话文翻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还翻译过童话。他译的童话，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或启蒙的功用。

1921年周氏兄弟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鲁迅译了六位日本作家十一篇小说，无论是从译家个人气质、文字的老辣、含蓄与内敛、深厚的双语功力，还是对日本文化的透解，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把握，都可谓得心应手。其间的文学趣味、文学主张、文学追求，与鲁迅倾力翻译的欧洲“弱小民族”、俄国文学作品有所不同，与鲁迅自己的创作也有所不同。鲁迅译夏目漱石的两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没有了他惯有的忧愤、灰暗的色调，代之以从容、蕴藉的沉稳风格。随着原作的风格变化，鲁迅的译笔婉曲阴柔、从容。尽管译文仍然有鲁迅的文笔风格，但从整体上来讲，这种译文风格在鲁迅文笔多以峻急犀利的创作中极为少见。这部小说集在鲁迅翻译作品中，占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鲁迅后期的翻译，注重于苏联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家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两人各自的理论专著《艺术论》，《苏俄的文艺政策》等。鲁迅喜爱并译介的俄国作家中，有安德列耶夫、迦尔洵、阿尔志跋绥夫、果戈理和契诃夫。在苏联作家中，有法捷耶夫、雅各武莱夫，还有高尔基。鲁迅特别推崇果戈理的长篇《死魂灵》和短篇《鼻子》。为青年翻译家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序，是鲁迅生前为翻译作品所作的最后一篇序。

鲁迅的译作，寄托了他的价值追求、人文关怀、文化理想和政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