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鲁迅的两篇译作

张爱玲后期的散文中，有一篇题目叫《谈吃与画饼充饥》，文中追忆她上中学前在俄国钢琴女教师家里见到的一种点心——包子，因此提到鲁迅翻译的两篇俄国小说，：

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到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近年来到苏联去的游客，吃的都是例有的香肠鱼子酱等，正餐似也没有什么特色。苏俄样样缺货，人到处奔走‘觅食’排队，不见得有这闲心去做这些费工夫的面食了。

上面说到的两部小说中，《包子》这一篇时隔多年张爱玲的记忆可能有误。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0卷本《鲁迅译文集》，鲁迅的译作中并没有一篇题目叫做《包子》的，但根据张爱玲描述的人物和情节，则里面确实有这样一篇描写贵妇人大吃包子的小说，系前苏联作家淑雪兼珂（今译做左琴科）所作，篇名为《贵家妇女》。这篇原载于1929年4月上海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集》之一《奇剑及其他》，现收录在《鲁迅译文集》第10卷。据鲁迅的译后附记，作者淑雪兼珂生于1895年，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1913年毕业于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1915年，作为义勇兵上了前线，做了参谋大尉。1918年，作为义勇兵，加入红军。1921年起开始从事文学，处女作登载在《彼得堡年报》上。

《贵家妇女》的作者当时“并不算著名的大家”，这篇小说也不是特别有名，张爱玲居然也注意到了，可见她对鲁迅的著作，至少是翻译著作还是相当熟悉的。与鲁迅翻译的其他一些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实在算不上深刻，但却有一种微妙的讽刺——破落户小姐不顾仪态的吃相，因为担心口袋里的钱付不起包子的费用而紧张的男子的狼狈相，都很传神。张爱玲就是看了这篇小说，才“直踢自己”，对自己当年因赌气而拒绝品尝这种俄国的特产懊悔不迭。想来张爱玲也是因为对“包子”的印象太深，故而把篇名记成了《包子》。

至于果戈理的《死魂灵》则早已为研究者所熟悉，它也是鲁迅生前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死魂灵百图〉小引》里鲁迅这样介绍它：“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1835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写实的本领。”又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一文里说它的特色 “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 鲁迅强调的《死魂灵》的“写实性”其实多数读者往往不能体会到。以小说中关于“吃”的描写为例，一般的读者和研究者对小说中这方面的描写几乎不注意或根本不感兴趣，殊不知这恰恰是旧俄地主无聊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目，小说描写警察局长家的会餐，就罗列了这样一份丰富的菜单：

而当客人们还在摸牌的时候，别一间屋里的桌子上，可早摆出顶出色的东西来了：鲟鱼，蝶鲛，熏鲑鱼，新的腌鱼子，陈的腌鱼子，青鱼，鲶鱼，各种干酪，熏的舌头——这都是鱼市场搬来的食单。此外还添了自家厨房里做出来的几样：鱼肉包子，馅是九普特重的鲟鱼的软骨和颊肉做的，蘑菇包子，油炸包子，松脆糕饼之类。

《死魂灵》中有大量的关于聚餐的描写，如作者写到中流社会人们的好吃，写到乞乞科夫在地主老太婆科罗潘契加家里所受到的招待等，都列出了令人乍舌的冗长的菜单，愈发凸显了地主们的没有意义的人生。

张爱玲通晓西方文学，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曾说：“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每讲给我听，好象‘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又说“西洋凡隆重的东西，像他们的壁画，交响曲，革命或世界大战，都使人觉得吃力，其实并不好，爱玲宁是只喜现代西洋平民精神的一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感动的地方，她全不感动，她反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几节描写得好。”张爱玲谈《死魂灵》的“吃”亦是如此，别人容易忽视的细节，她却津津乐道，品出了个中滋味。

鲁迅1936年在上海逝世，这一年张爱玲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对功课不甚用心却初步崭露出了写作的才能，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她那一时期留下的几篇书评及短小的文字表明，她对丁玲有好感，也会读穆时英那一流的小说，以及其他的新文艺小说，而她那时写出的文字也带着一股她后来憎厌的“新文艺腔”。凭借张爱玲提供的这一份极不完全的书单，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曾经也是鲁迅的一名热心读者。但这只能是猜测。她写于1988年的《谈吃与画饼充饥》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让我们看到，鲁迅并不只是以他的文坛声名给张爱玲留下一个笼统的印象，他某些译作中的细节和场景就活在张爱玲的心里，呼之欲出。